多少人死于唐山大地震(回忆唐山大地震死亡人数披露过程)文/许口述整理
11月24日,江西省宜春市凤城电厂在建三期工程发生特大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国内各种媒体及时报道了事故。看到新闻媒体的快速反应,不禁想起一段难忘的报道唐山地震伤亡人数的经历:
1965年大学毕业后,我成为了新华社的记者。从当记者的那一天起,我就把“实事求是”作为自己的工作原则,坚持及时、真实、客观地报道新闻事件,参与了国内外许多重大事件。1976年7月28日,唐山发生了一场震惊世界的地震。地震发生后,新华社领导立即派我去唐山做现场采访。在唐山灾区采访的时候,我每天都在废墟中奔跑,亲眼目睹了很多家庭和亲人的惨死。当时是一个炎热的夏天,炎热的夏天到处都是尸体腐败的味道。整个唐山充满了从南到北失去亲人的幸存者的哀嚎。经过几天的采访,我凭着一名记者的直觉感到,震惊世界的地震死亡人数绝不是18万的小数目。所以,为了真实地反映这次大灾难造成的灾难程度,我在报道地震现场的同时,以一名记者的职业责任感,开始想办法了解死亡人数,了解广大军民团结抗震救灾的英雄事迹。但是由于当时历史原因造成的种种限制,我和国内各行各业的记者始终没有得到官方的死亡统计数据。直到唐山大地震抗震救灾工作完成,相关部门才公布死亡情况,死亡人数像谜一样萦绕在人们心头。
唐山地震时,没有专业的救援工具,战士们只好双手救人。
三年过去了,唐山大地震的死亡人数依然让人摸不着头脑,讳莫如深。由于时间拖得太久,国内外各种猜测和讨论仍在继续.1979年11月17日至22日,全国地震工作会议和中国地震学会成立大会在大连棒魁岛饭店举行。作为一名当年参加唐山地震报道工作的新华社记者,我受领导委派参加了大连的会议报道工作。
按照预定的程序,会议进行得很顺利。最后一天,有关方面领导向参加会议的地震专家通报了3年前唐山地震的死亡人数。听到这个数字,出于记者的职业敏感,我立刻觉得这是一条极其重要的新闻,是一条全国乃至全世界期待已久的重大新闻。同时,我认为作为一名参与会议报道的记者,我有责任发出这条新闻,告诉全世界真相。基于这种认识,我抓紧时间写了一篇题为《1976年唐山地震死亡24万多人》的稿子,迅速发给了国家地震局的一位局长,他是大会的秘书长,以供审核和印发。由于手稿直接面对已经拖了三年的死亡数字,为了获得批准,我在提交审判时向秘书长提出了三个理由:1。地震发生已经三年了,伤亡应该是有报道的,因为广大中国人民群众一直很关心,外国人也很关心。不举报我们会更被动;2.这几年来,国内外不断有猜测,谣言四起。地震死亡人数众说纷纭。如果这次全国地震大会不报道,谣言会更多;3.地震是一种自然灾害,与政府行为无关。在这样的机会举报是很自然的。
秘书长仔细看了稿子,听了我的要求和理由,犹豫了一下,问我:“今天一定要发这个稿子吗?”看着秘书长不确定的眼神,我心里知道他是想把稿子带回北京请示上级负责人,我完全理解他的感受。但是作为一个记者,我的使命感告诉我,一定要努力把这份稿子发出去!所以态度很坚决:“我觉得必须今天发,因为消息时间敏感,不能及时发消息!”秘书长听了我的话,看了一眼手里的稿子,还在犹豫。我马上补充道:“这是自然灾害造成的死亡,不是人为因素,与政府和专业部门没有直接关系。如果你回到北京,然后在各级领导那里进行审查,新闻的时效性就会大大降低。”看我诚恳的态度,秘书长也觉得我说的有道理,就同意了我的意见,拿起笔签了稿。
得到批准后,我立即把稿子送到了北京新华社外面。70年代末,通讯没有现在发达,条件有限,只好用手机看稿子,让北京的同事做笔记。我在写的时候有个小秘密。在那次会议上,有关方面总结了为什么1976年唐山大地震没有提前预测,并谈了三点原因:一是帮派体系干扰;第二,没有明显的前兆;第三,地震预测科学不发达。而我在写的时候,故意去掉了第一个原因,因为我认为第一个原因是依靠政治因素导致的自然灾害,牵强附会,所以就删掉了,最后两个原因写在稿子里。没想到新华社在发表的时候也去掉了那两个理由,所以公开发表的稿件里没有这样的段落。以下是新华社1979年发行的原稿:
新华社大连11月22日电
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死亡24.2万余人,重伤16.4万余人。这两个数字是唐山、天津、北京地震的累计伤亡人数。这是在今年11月17日至22日召开的中国地震学会成立大会上宣布的。
唐山地震震级7.8级,震中分裂度11度。地震发生在人口密集的工业区,时间是3: 42: 56(北京时间),当时人们正在睡觉。地震部门未能提前发布预报。由于这些原因,它造成的损失是非常严重的。"
新华社1979年出版。
这个消息发出后,立刻引起了很大的轰动,据说我也是新闻界第一个宣布唐山地震死亡人数的人。后来经常有人问我:“你为什么这么强烈要求上报当时地震死亡人数,还主动向秘书长提出自己的理由?”每次我回答:“其实原因很简单——是一个记者的责任!”当时我对这件事的认识是这样的:“当时虽然地震已经发生了三年多,但是与地震有关的报道还是很多的,因为那几年中国地震频发。所以地震报道也是一个热门话题,大家都很关注。之所以要求公布死亡人数,是因为我对党的方针政策的理解,对记者责任的明确,对该报道什么不该报道什么的基本判断。如果觉得应该举报,我会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做出判断。遇到重大新闻,写不写是我作为记者的职责。至于上级有关领导是否下发,那就另当别论了。但是,作为一名记者,在报道新闻事件方面,我应该坚持。战斗也一定要赢,使命一定不能丢脸!"
报道唐山大地震死亡人数后,更加关注灾难性和突发性事件的报道,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和思考,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看法。我认为自然事故肯定与政府无关,而责任事故可以反映政府管理中的一些问题。如果事故能够及时上报,可以迅速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分析原因,总结教训。如果不及时上报,很难拉响警报,以此作为警示。做得不好,会导致同样的灾难不断发生。因此,我一直呼吁及时报告灾难性和突发性事件,即使是人为造成的。只有这样,人们才能从血液中吸取教训,政府才能进一步提高行政能力,事故发生的频率才能降低再降低。
震后的唐山市。
值得称赞的是,中国的许多负责人和新闻界的同事都与我达成了共识。经过大家的不断努力,我国灾难性和突发性事件的新闻报道逐渐发布,尤其是2003年非典之后,一些相关制度也逐渐完善。2008年“汶川5.12”地震发生后,国内各类新闻媒体立即行动起来,及时、准确、公开地报道了所有与地震有关的重大新闻,赢得了全世界的广泛赞誉。这些报道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灾难性和突发性事件的新闻报道机制已经完全建立。(原新华社副总编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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