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高粱 周迅（看过周迅版的《红高粱》）

1985年夏天，33岁的陈凯歌已经开拍自己的第三部作品《大阅兵》，大他两岁的张艺谋还是西影场一名摄影，这次也跑来给老同学帮忙，却遭遇了一件怪事。

一次剧组去湖北拍摄，张艺谋跟摄影组的人运送器材到达住处时，天已经快亮了。同事陈立国一声惊呼，让这个熬夜的夜变得不寻常，他慌张地跑过来，冲着吉普里的张艺谋喊道：“艺谋，飞碟！”

张艺谋立马跳下车，抬头看向天空，只见一个发光物体，长得就像小时候洗澡用的白铁皮大盆，以45度角倾斜状悬停在空中，周围一圈光带缓慢转动。张艺谋立马联想到各种探秘杂志上的“飞碟”照片，整个人也仿佛灵魂出窍般当场呆住了，有很长一段时间处于失去意识的状态。

第二天大家一起吃早餐谈起这事，虽然很多同事都见到了“飞碟”，但唯独张艺谋有“失忆”的经历，大家开他玩笑，后来还有传闻说他被外星人“抓”走“洗脑”了。

也就是在这次“洗脑”之后，先前一直“打辅助”的张艺谋终于“支棱”起来了，不仅登上一线杂志封面、拿下国际A级影帝，导演处女作《红高粱》，一登场就震惊世界影坛，至今仍回味悠长。

1986年，31岁莫言的《红高粱家族》被刊登在《人民文学》杂志第3期上，一下震动了整个文坛，媒体高赞：“用灵魂激活历史，弘扬民族精神”。

《红高粱》的故事也激活了，刚被“飞碟点化过”的张艺谋，立马找到莫言花800块巨资买下版权，并询问老莫在改编上有没有什么原则和要求。

莫言的回答仿佛作品不是“亲生的”，直接告诉张艺谋:“没有原则，想怎么改就怎么改。　你要“我爷爷”、“我奶奶”在高粱地里实验原子弹也与我无关。”

改编的事“落挺”了，接下来就是选角了，《红高粱》中“我奶奶”是故事的核心灵魂人物，为了找到合适的“奶奶”，莫言和张艺谋一块深入中戏展开“我心目中的奶奶”初代“谋女郎”海选。很多人类高质量女子都进入了推荐名单，最受瞩目的当属名噪一时的“中戏五朵金花”。

当时85届表演班的老师知道张艺谋来选人，就极力推荐了“金花”中的“大花”史可。张艺谋看到史可“硬照”，觉得倒是挺符合莫言作品“丰乳肥臀”的性感形象，正打算女主就这么定了。

没想到在老师的“学院派”意见之外，圈内还有另一批人纷纷向张艺谋推荐“金花”中不起眼的“秋香”--巩俐，觉得她更适合“九儿”这个角色。

张艺谋一看巩俐照片，心顿时凉半截，图中的女孩清秀有余而野性不足，一对比反倒觉得史可更出彩，可推荐人坚持让张艺谋见见本人再说。

老张做艺术讲求感觉，也就同意了为巩俐加一波“面试”，偏巧巩俐当时外出没在学校，就这么着张导等到几乎想放弃，巩俐才终于姗姗来迟，张艺谋抓住机会赶紧约了起来。

为了更好地确定角色感觉，张艺谋还特别带上顾长卫，让他负责现场记录抓拍。谁曾想老顾当年是个连录像机还整不明白的“生瓜蛋子”，拍回来的影像虚的虚糊的糊，只有一个四、五秒的瞬间是清楚的，画面中的巩俐静如处子，坐在一旁安静听着别人说话。

也正是这命运般的“四、五秒”，让老张感受到属于巩俐的另一番味道，于是先前的判断全部推翻，“九儿”也从史可变成了巩俐。

当时莫言对巩俐演“奶奶”心是凉到脚趾头了，觉得她并不符合自己的期待，但奈何老张已经选中，自己也表态过“随你便”，也就接受了张艺谋的选择。但“随便”的张艺谋还是让老莫大惊失色了。

最难搞定的女主问题终于解决，整个剧组进入紧锣密鼓地拍摄，莫言一看剧本，好家伙原本自己和陈剑雨、朱伟吭哧出来的6万字，被张艺谋一下子减到2万字。

“奶奶”不是“亲奶奶”，剧本也惨遭“瘦身”，莫言对影片效果疑虑重重：这点儿东西，几十个场景、几十个细节就能拍成电影？可以说差点就唱“let it be”了。

但张艺谋是谁？那可是自认被外星人盯上过的“外星人”，自从那一年起他的运气就一直没再差过，《红高粱》也收到了命运送来的“大礼包”，这礼包还是当年目睹了他“飞碟轶事”的老伙计陈凯歌送来的。

1987年底，原本已经定了选送陈凯歌的《孩子王》参加柏林电影节，但老陈一个成年人的选择，决定放弃柏林改去敲戛纳的门。

眼瞅着答应好的事要兑现不了，情急之下，张艺谋刚刚杀青的《红高粱》成了最佳“替补”。于是那一年，本是“救场”出场的《红高粱》，成了最大“黑马”。

组委会评价：““这正是柏林电影节想要的”！《红高粱》让外国人看到另外一个中国——如此张扬的中国。”

《红高粱》“初舞台”就拿下电影节最高规格的金熊奖，成为首部获得此奖的亚洲电影。据“爆料”，正在厕所“晨读”的陈凯歌，知道老张得奖后不能自已地感叹道：“丫不就是我一摄影师嘛？”，在厕所呆了一个多小时没出来。

莫言对于《红高粱》获奖也十分激动，其实早在电影杀青之时，看了成片的老莫就已经于明白了那2万字的本子看上去薄，拍出来却厚得不得了。

自己当初的一句“爷爷奶奶实验原子弹”，竟然真被张艺谋编排出了“核武器”的效果。书中一笔带过的“颠轿”、“高粱地”情节，统统被张艺谋拉长到5分钟。

风吹高粱浪的生生不息，穿着一身中国红的巩俐和光着膀子的汉子姜文，配乐中尖锐富有穿透力的唢呐声，一帧帧一幅幅，都是充满了“土味”却让人无法抗拒的生命力。

莫言也终于明白，原来电影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和内容，随风晃动的高粱，便是人类激情与力量，最原始的展现。

当初不太能接受“奶奶”的莫言，也被镜头里的巩俐惊艳。巩俐饰演的“九儿”，虽不是期待中的，但恰恰因此她跳脱了期待，拥有了别人无法展现的美丽意外。

莫言感叹：她虽不是心目中的“我奶奶”，但却演活了《红高粱》里的“我奶奶”。当初怀疑张艺谋“看走眼”，原来竟是自己差点看走眼！

那个年代，《红高粱》的上映无疑刷新了观众的认知，再加上国际大奖光环的加持，原本几毛的电影票一下飙到5-10块，仍然场场爆满。

《红高粱》一炮而红，姜文、巩俐、张艺谋，三个新人就这样以质朴浓烈的姿态站上中国电影记事簿的前排，但引起的争议一点不比它获得的赞誉少。

或许是经典就是经典，又或者是哪里有争议哪里就有生意，在影版《红高粱》“红”了将近30年的关头，缔造了《甄嬛传》的郑小龙，带着电视剧版《红高粱》和新版“九儿”登上荧屏。

其实早在十年前，莫言的老朋友就已经买下了版权，但却迟迟未有任何动作，只因为当年张导的《红高粱》实在规格太高也太过经典，草率开拍只会让他觉得宝贝被糟蹋了。

于是经过反复斟酌、添加“配料”、修改“配方”，剧版《红高粱》才终于被端上来，自然也是攒足了期待。

选角上剧版《红高粱》没那么费劲，一下就圈定了周迅，郑小龙还曾特别约周迅出来吃饭，那一天两人聊着聊着随性的“周女士”竟然舒服自然地躺下了，就像在家见朋友一样继续和剧组的人聊天。

也正是周迅这意外地“一躺”，让郑小龙觉得“这就是个活生生的九儿啊，随性率真，敢爱敢恨，她看着你的时候就似乎有一种内心的力量在吸引着你，简直是神似！”

在拍摄上，剧组“压力山大”也因此更是用心至极。别人拍戏是赶主角的档期，而《红高粱》要赶的是高粱的“档期”：我们公司7月才定下接拍这部戏，9月就要开机，高粱不等人，所以筹备期非常短，只有一个多月。”

时间段任务重，剧组也从没想过粗制滥造，为了神还原历史地域人文风貌，各部门每天都会提前查阅大量资料，为了效果剧组也把原本50名置景工人的配置，一口气增加到300多人，只为关键时刻“不拉跨”。

杀青那一天莫言还曾亲笔题写片名，与当年对巩俐的“不期待”不同，莫言称赞周迅是集仙气、鬼气、灵气、人气于一身的好演员。

从姜文巩俐，到周迅朱亚文，《红高粱》依旧是浓烈的色彩、豪放的风格，三十九岁的“迅哥”演起十七岁的“九儿”那股子水灵劲儿还是能让人想到《大明宫词》和《橘子红了》的纯真年代。

看过周迅在《红高粱》中饰演的九儿，再和巩俐版的一比，其实差距就出来了！

而且相比之下，电影版那种胶片带来的模糊年代感，肤色黝黑没有精致妆容的巩俐，反倒为作品增添了一种特别的时代味道和“野性鸿蒙”的力量，是一种和原著更为契合的自然蓬勃的气质。

影片中那浓烈纯粹的红，红如眼底充的血，是一种击穿灵魂的炽烈和浪漫，这份“血色的浪漫”中是血性，也是血与性的融合。

这红也是在不断变化的，那红里有力量有纯真有不屈的抗争，也有压抑伤痛和无奈的悲哀。

“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汉子们原生态吟唱的“酒神曲”，一声声唱得人瞬间破防，没有一个片段是造作的。

“九儿”与于占鳌的感情，更接近一种本能的原始冲动，没有太多的柔情似水，没有被“琼瑶味”裹挟的矫揉。

每一个瞬间中呈现的，都是真实、果敢、大胆的，一个实实在在却世间独一无二的“乡土中国”。

三十年后，巩俐已经是“巩皇”，莫言已经从三十岁的文艺青年，成为六十几岁还拿了诺奖的资深文豪，在文坛上的地位与口碑却已从当年的“激活历史”，走向“莫言批判”的另一个极端。

张艺谋，拍出过《菊豆》、《活着》，也放过让人拍案惊奇的“三枪”，年近70依然活跃于“悬崖之上”，保持着过午不食的自律，依然充满对作品和生活的旺盛创造力，关于他和“外星人”的事依然是个“未解之谜”。

尽管当年由张艺谋和《红高粱》所缔造的“民俗奇观”，已经逐渐走向冷却，关于张艺谋这样一批导演，莫言这样一批作家，他们究竟是历史的记录者与呈现者，还是讨好、媚外的“工具人”的争论一直不休。

但我们不能否认的是，《红高粱家族》与《红高粱》，代表着一个极度自由、热情、开化的时代，那个时候我们说话直来直往，没有满屏缩写的“高情商”趣味，不必害怕键盘侠，也不知“404”为何物。

你可以讲红，讲任何一种红，热烈的红，讽刺的红，暗淡现实的红……关于红的审美是千变万化的，而不是单一刻板的。

就如莫言谈及《红高粱家族》时所表达的：

“我曾经对高密东北乡极端热爱，曾经对高密东北乡极端仇恨，长大后我终于悟到：高密东北乡无疑是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龉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

“《红高粱》是又爱又恨的产物，我对我的故乡一直持有这种矛盾的态度。我对故乡人的爱、对红高粱的爱转化成批判的赞美；我对故乡人的恨、对红高粱的恨转化成赞美的批判。批判的赞美与赞美的批判是我的艺术态度也是我的人生态度。”

或许这也就是为什么，三十年后有了更好的设备，更精致的服化道，却拍不出三十年前那种味道的原因之所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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